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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程与武功山
时间:2013-06-04 14:34:23 阅读:836次
    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引发了两周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同样的,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明朝的“土木堡之变”确实深刻的影响了武功山的人文史。
    明朝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蒙古瓦剌部太师也先率领四路兵马大举进犯明朝边境,守军溃败,明英宗朱祁镇在太监王振的鼓动下,不顾群臣反对,率领大军御驾亲征。英宗将军事指挥大权全部交付给王振,而这个受宠的太监对军国大事极度无知又喜欢乾纲独断,在兵凶战危之际胡乱指挥,一再贻误战机,致使明军兵败如山倒,终于兵困土木堡,英宗被俘,大批忠臣良将战死,王振被愤怒的护卫将军樊忠锤杀。其后英宗被赎回,被景帝朱祁钰幽囚八年,景帝重病,英宗通过“夺门之变”重新即位,复辟成功后,对英烈子弟大加褒奖。在土木堡之变中,有一位随军出征的御史叫做张洪的,在英宗被俘后率军奋勇救主,壮烈殉国,英宗对他的儿子张敷华厚加抚恤,选张敷华入国子监就读,其后张敷华中进士,选庶吉士,做布政使,巡抚山西、陕西,最后官至刑部尚书、左都御史,死后封赠太子少保。
    张敷华虽然承袭父荫而做官,但其人极有才能,政事娴熟、政绩卓著,兼且风骨硬朗、性情刚介、清廉不阿,获得同僚激赏,与吏部尚书林瀚、佥都御史林俊、祭酒章懋并称“南都四君子”,而他所巡抚地方的百姓则视他如父母。在弘治时期,张敷华的上司刘大夏经常向明孝宗朱祐樘举荐这个得力手下,孝宗说:“敷华诚佳,但为人太峻耳。”,可见张敷华的硬骨头是出了名的。张敷华任南京兵部右侍郎的时候,有一次奉命出差,行囊被盗,盗贼打开包裹,只搜到七枚铜板,其清廉可见一斑。正德元年,张敷华时任左都御史,上书弹劾以刘瑾为首的宦官势力,被刘瑾陷害,致仕罢官归里,不久忧愤而卒。张敷华虽死,但张氏一脉在明朝仍然多受朝廷庇佑,他的孙子张鳌山也在朝为御史,张鳌山继承了祖父刚直耿介的性格,多次上书痛陈朝政弊端,触怒权贵,同样被陷害,于万历初年(公元1573年)坐牢罢官归里,不久也忧愤而卒。同样的,朝廷对张氏的厚遇,并未因张鳌山的死而终止,张鳌山的两个儿子张程和张秩都中了进士,张程还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官至尚宝司少卿。
    张鳌山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回到老家江西承宣布政使司吉安府安福县(今江西省安福县)丁忧守制。在居丧期间,张家兄弟遵从朝廷规定,严格杜绝筵席作乐、男女混杂、饮食酒肉、娶妻纳妾等行为,但研讨学问、著书立说却不在禁止之列,因此两兄弟与乡贤名流多有交往,尤其与当时的理学名家王时槐、胡直、陈嘉谟等过从甚密,理学名家们和张氏兄弟阐发名教理学之余常一起饱览山水。在明代,武功山就与衡山、庐山并称江南三大巨镇,在吉安府算是郡中名山,而安福县正是在武功山脚下,因了地利之便,他们经常结伴登武功山揽胜。在中举出仕做官之前,张程就经常跟随当时的硕学大儒邹守益游览武功山,对武功山的壮丽旖旎留下了鲜明深刻的印象,当时老师乘兴赋诗的情形历历在目,这次旧地重游,老师已经千古,不免感慨系之。张程在重览武功山的山川形胜之余,还注意收集武功山的历史史料,并和武功山的庵堂庙宇的住持、方丈多有交流、交往,鉴于家乡的名山虽然“钟英毓秀”但“据兹僻邑,又在百里之外,四方之士非邀福山灵鲜能振衣揽辔者”,因此逐渐萌发了为武功山写一部志书的想法,“以俟探奇者採焉”。
    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张程收集到了武功山的绝大部分史料,为使这些史料更具真实性、权威性,他并不急于成书,而是拿着书稿请家乡名士审核指正,充分征求了各位学问名家的意见建议后,经过删削校对修改,张程将修订后的史料分为山水、坛宇、褒崇、仙释、物产、灵验、诗文(四卷)等共十卷,编著成《武功山志》一书。《武功山志》初稿完成后,张程再次征求了乡贤名流的意见,进行了一番拾遗补缺,才终于定稿。从《武功山志》的分卷可以看出来,这部志书比较全面的展现了武功山的自然生态、人文景观、宗教发展、历史地位、神秘传说和诗文吟咏;其中囊括了136处山水景点、93处宫观殿宇、25位宗教名人、300多篇诗赋文章,甚至还收录了宋徽宗、宋理宗和明世宗三位帝王对武功山褒崇敕谕的原文;其中《观日亭考》《小桃源考》《棋盘石考》《铜瓦殿考》《胜佛禅林记》《止景桥记》《镇山塔记》等篇目录事清晰、文辞清俊、议论清通,既有史学价值,更有文学价值;全书共七万多字,时间跨度一千四百多年(从三国到明万历),是武功山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古代史志,可以说是总结武功山人文历史的集大成之作,是武功山人文史发展历程中的一座丰碑。 
    然而好事多磨,《武功山志》的刊刻出版远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一番不小的波折。张程在《武功山志》中写到武功山山南山北星罗棋布的宫观殿宇时,经常用到两个字“祝融”,即这些宗教建筑经常遭遇火灾,而让他始料未及的是,《武功山志》竟然也难逃祝融之祸。《武功山志》定稿后,张程将书稿交付书坊刻印,书坊已经将全书的雕版制成,只待付印了,不料书坊突遭火灾,将这部志书的全部雕版焚毁,幸亏书坊伙计勇闯火窟,将原稿抢出,总算没有让张程的心血全部付之一炬。经历这一沉重的打击,张程心情颓丧,收拾起个人修史的雄心,将《武功山志》的书稿束之高阁,这部志书的出版被无限期的搁置起来。这一搁置,就是八年。
    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京城一位杨姓武侯听闻武功山的奇山异水,携同著名道士仙槿和元柏,带齐兵丁和仆从,一起开赴安福,并派出飞骑先行赶到安福县衙,通知知县提供他们在武功山游览时的安全护卫、饮食住宿、听差派遣等服务,同时特别要求提供武功山的文字介绍资料。僻处赣中的安福有京官到访,自然是一件大事,安福知县打迭精神、全面动员、周密布置,安排好了各项接待事宜。至于来客特别提到的风景介绍资料,虽然本地名人也有不少篇章吟咏赞叹,但显然都不够全面,不能展示武功山的全貌。这时他想到了张程,张程撰书有成而印书不成在当地为人熟知,那部没有付梓的《武功山志》正是现成又全面的武功山介绍资料。安福县令专程拜访了张程,请他从速将《武功山志》刻印出版,一则呈送京官,二则也多印一些储备在县衙、书院、寺庙以备今后在迎送各级官员、或同僚交游、或与外地文人墨客宴饮雅集的时候作为武功山游览的指南和赠品,张程欣然答应。
    按理说,安福知县请当时的理学名流写一篇较长的武功山介绍文章就完全可以向京官交差了,如此大动干戈出版一本书来应承来客,不免有讨好巴结的嫌疑。张程完全有理由断然拒绝这一媚上的行为,一则他的官位品级比县令高,明朝的县令有三个品级,粮十万石以下六万石以上为上县,知县从六品;六万石以下三万石以上为中县,知县正七品;三万石以下为下县,知县从七品;即便当时安福是上县,知县也不过是从六品,而身为尚宝司少卿前翰林院庶吉士的张程官衔是从五品,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没有上官服从下官的道理,他完全可以无视安福县令的招呼和请托;二则出书本为文人雅事,一沾上官场蝇营狗苟,不免令人大倒胃口,这一项文人禁忌也足以让张程拂袖不管;三则张程继承了张氏家族的血性,从正统到万历,从张洪到张敷华到张鳌山都是性情刚介、铁骨铮铮的好汉,张程作为张氏子弟延续了祖先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风骨,要他去阿谀上官,那是打死也不干的,如果张程要拒绝安福知县,这无疑是最重要的一条理由。
    然而张程毕竟答应了印书,这又是出于什么考量呢。其实理由也不难想见,一则我们可以从《武功山志》的序和跋中看出,张程对家乡名山的名头不响亮是颇为痛惜和遗憾的,这次京官到访,正好藉此机会使得武功山的旷世雄秀远达京城,进而扩散至全国,从而为家乡的山水争名争光,简言之这次刻书送京官是针对京城精英群体的一次营销推广,在张程看来,为了提升家乡名山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自己受点委屈担点嫌疑也是在所不惜的;二则此次可以利用公款出书,变私刻为官刻,解决了出书费用的问题。古代出书有官刻、坊刻、私刻三种途径,官方出书为了宣传教化,有充足的经费预算;坊间出书为了商业盈利,作者有利润分成;私人印书,为了个人珍藏、分送友朋或藏之名山流传后世,需要作者自己掏银子。张程刊印《武功山志》显然是私刻,我们从张敷华遇盗的轶事可以看出,张氏家族的人为官都十分清廉,宦囊羞涩,张程在火灾后停止印书,也不仅仅是心情低落,估计还有经济拮据无力再支付雕版印刷费用的原因在内。这次官府愿意出钱印书,正是求之不得。三则古代读书人都心心念念“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而著书立说是名垂千古的正道,张程自然对三不朽的诱惑不能免疫,这次出书正可借官府之力顺势而为、顺水推舟,推出自己的心血之作,争取一次流芳后世的机会,了却一桩绵延十六年的夙愿(从1573年开始编书到1589年印书),何乐而不为呢。基于以上考虑,张程取出尘封的书稿,再次送到了书坊。
    这次印书倒是颇为顺利,张程将大部分成书交付给安福县衙,自留了一部分,还赠送了一部分给书院、寺庙和乡贤。当年八月上旬,京官如约到达武功山,张程也参与了这次接待,并作为导游为京官们实地讲解介绍,一路上的奇崖飞瀑、深涧云松、接天峰峦让京城来客拍案惊奇、大为叹赏,在武功山绝顶白鹤峰上,张程向客人们赠送了新刻印的《武功山志》,这本资料宏富、考证翔实、文笔优美的山志同样获得